Thursday, June 20, 2013

新加坡模式之统合主义

新加坡政府抗拒福利主义,围绕替代社会福利的政策的核心思想是自助(公积金制度与就业奖励 Workfare 制度)、孝道(父母赡养法令)、社区与自愿主义。

在借助社区为弱势人士与群体提供援助有两个重要背景:第一是延续当今文明社会的“志愿主义”(Voluntarism);另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环境。新加坡政府因此注重统合所有的志愿团体与民间团体,协助这些团体由弱转为中,再由中转为强,以便在替代福利政策上发挥作用,填补国家在福利政策的撤退。


新加坡政府的这种统合不同团体来达成国家目标的策略,也许有一个最新流行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,那就是“统合主义”(Corporatism)。

志愿团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,而民间互助团体在新加坡自治前就已经开始活跃了。独立后,志愿性福利团体领域拓展快速,功能涵盖越来越广。1990年政府的The Next Lap 发展计划更疾呼许多援助之手 (a many helping hands),志愿团体几乎成为福利政策的替代物。

在社团方面,由于多种族的社会背景,新加坡政府相信需要援助的人,他们最先寻找援助的团体必然是他们所熟悉、信任、能了解他们遭遇与处境的人与团体。因此,政府对族群的福利统合,尤其是在1990以后,仍以族群自助组织为主。

1982年组织了 马来族群的 MENDAKI (马来自助理事会),可以说是马来同胞的福利自助团体。这个团体后来于1989年将其任务从教育扩展至马来同胞族内的经济、教育、文化与社会问题,并成为 MENDAKI II。后来又于1991年成立了印度人发展协会(SINDA)以及于1992年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(CDAC)。

统合主义是个相当新的课题。不过,新加坡民间福利团体配合政府政策,为国民的福利援助做出了很大贡献,那是不容置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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